中国种业第三次“最高规格”会议，5月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

许多业内人士称本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种子产业从未有过的、最重要的会议”。这一说法，从与会人员、会议规格等相关情况上很快得到佐证。

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参加外，农业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5个国家部委均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其他参会代表主要为各省（区、市）农业管理部门官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科研院所、种子企业获得了参会资格。

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在4月18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已专门就我国种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加快农作物种业发展是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实施科技兴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出席会议的回良玉副总理也在会上强调，“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据悉，国务院此前出台的《意见》首次明确了种业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将大幅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等一系列具体扶持措施。

此前发生的事实是，在种业国际化背景下，外国种业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入中国种业市场，致使我国部分种业公司面临被挤出种业市场、市场份额被蚕食、自主品种被外国种子代替等困境，给我国种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及我国粮食安全，业内人士对此“心急如焚”。

而如何保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做大做强中国的民族种业，牢牢掌控中国粮食的“命脉”，已然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话题。

外资先锋扩张中国

大名鼎鼎的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先锋公司”），曾两次进入中国。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那次先锋公司并没有打开中国市场；第二次是本世纪初。

2002年，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下称“登海先锋”）；2003年，先锋公司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育种站，成立合营育种公司；2006年，先锋公司又与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种业—先锋海外有限公司（下称“敦煌先锋”）。

相关政策规定，合资公司的粮食品种不能直接从国外引进，先锋公司便采取了通过国内的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育种，然后再交给登海先锋和敦煌先锋销售的方式。敦煌先锋负责东北、内蒙古等地春玉米带，而登海先锋负责黄淮海地区的夏玉米带。

到2010年，该公司玉米品种“先玉335”在中国的种植面积约有3000多万亩，加上相关品种，总面积估计大概接近6000万亩，约占玉米总面积的13％。

短短数年，先锋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先玉335’去年的纯利近6亿元，如果加上各种套牌，它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上的纯利可能就达到整个市场的40％～60％。就是用百分之十几的种植面积，换取了近60％的利润，非常可怕。”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种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对此显然很“震惊”。

先锋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末，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70家。与此同时，国内种子市场价值也发展至5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种业市场。

“现在国外大宗作物种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在国内生产销售。（合作育种）只不过是品种从国外拿到中国直接进行筛选，筛选完了以后，品种一旦适合中国，就开始在中国生产，做到育、繁、推一体化。”李绍明介绍说。

而对于很多合资公司来说，“虽然是合作育种，但核心技术它不会教你。名义上是合资，其实它就是跟你分利润，其他的育种、销售你都管不了。”美国玉米育种专家、中国玉米改良中心顾问张铭堂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据业内人士介绍，先锋公司下一步可能与辽宁东亚种业、川农高科种业合作，消除其在东北、西南地区的竞争对手，完成在我国玉米种业科研、生产和市场营销布局。

先锋公司扩张的“秘密武器”就是引进技术生产玉米良种。“先锋玉米种子品质极高，比如发芽率，它可以保证每一粒种子都发芽，而中国种子没法做到这一点。国内播种一般是一穴三粒种子，然后再提苗，因为农民害怕种一粒不发芽。”张铭堂说。

此外，先锋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在全世界销售产品，包括设立全资机构、成立合资企业、指定独家经销商等。他们采取“饥饿营销策略”，即种子价格固定，但限量供应，经销商即使加价也只能够拿到部分种子。

据了解，继“先玉335”后，先锋公司还将推出“先玉696”、“先玉508”等一系列单产量更高的品种，将在恰当时机大面积推向市场，预计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5月末，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先后与先锋公司种子事业部及媒体负责人进行沟通联系采访，对方表示，由于其中国区负责人在外出差，暂时不便接受采访。

据北京市北郎中花卉公司董事长闻宝祥介绍，2000年我国颁布了《种子法》后，首先对外开放蔬菜、花卉种子市场。跨国种业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场。

“法国的公司很早就介入中国甜菜种子市场，现在市面上都是洋种，本土现在基本上连甜菜育种都不搞了；还有向日葵，也被国外种子完全垄断。”李绍明说。

中国种子基因成美国专利

这些外资“大鳄”迅速进行全球扩张的“绝招”是什么呢？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建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他们特意去采了，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100多项专利。于是，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在跨国公司手里发扬光大，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

之后，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便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

“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种子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只有基因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对于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万建民说。

就这样，中国祖辈们数千年来选育的几千万份种子资源，成为了别人刀俎下的鱼肉。“你不给他们，他们说你保守、是计划经济；你给他们，他们从中提取基因申请专利，成为他们的专利产品。”

或许，这就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跨国公司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全球扩张”步伐。

190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伊州的商用酸公司，由此展开了全球扩张。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战绩。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孟山都主攻方向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生物技术革命。

此后的1985年到1993年间，孟山都进行了多次重大战略重组，逐步将研发重点更多地放在了生命科学、农业、医学和食品上。

1998年5月，孟山都斥资23亿美元接管了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尔，这使得孟山都很快成为美国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由此拥有美国棉籽市场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

随后，孟山都又斥资14亿美元，购进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1999年5月，孟山都与卡吉尔公司联合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生物农产品开发公司。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孟山都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种子产业。”

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到成为农业“巨无霸”，孟山都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而将触角伸向海外、完成全球种子霸业，孟山都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2005年，孟山都在并购了Seminis（圣尼斯）以后，成为了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领跑者。也是短短几年之后的2009年，孟山都117亿美元的全球营收中，65％～70％来自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授权。

自从20多年前专注于生物技术研发，到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600多项专利，不仅遥遥领先美国国内种业公司，同样把欧洲同行远远抛在身后。

有了这样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孟山都、先锋、先正达和拜耳等外资企业与我国科研单位进行的交换品种资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合作，令不少国内业界人士认为是“从源头上控制我国种业”而“心急如焚”。

国内种业“三十难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年《种子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国注册500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8700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8700多家种子企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3到5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其是种子。中国种子公司承担着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的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的人同意没有意义，就都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而登海种业总经理李小霞呼吁，国家应完善农作物育种、生产和监管体系，加强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中国制造“种业航母”

为加快国内种业发展，国务院在4月18日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希望把商业化育种能力，逐步地向企业转移，因为我们的研发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万建民认为，但像中国种业集团、隆平高科、登海种业、敦煌种业等等国内企业，他们有没有能力迅速地占领商业化育种市场，目前还很难说。

李绍明也指出，转基因育种中，现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基因的克隆和构建这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导入到育种材料中，现在国内只有7～8家公司具备这种能力。

万建民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希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因此，万建民建议，国家应尽快引导、扶植、培育3～5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民族龙头企业，把国内的种子资源控制起来，保持国家对种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种业竞争。

“而且成立一个还不行，要有两到三个，这样才有相互竞争，并将现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转移、整合。”万建民说。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要命的是“中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1％还不到，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在研发投入上，跨国公司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如孟山都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为105.02亿美元，而研发投入高达12.05亿美元，先锋公司研发投入也高达16.51亿美元，甚至比一个国家的投入都多。

万建民介绍说，过去，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一直不足，只占农业产业GDP的0.6％～0.7％，甚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现在国务院批准了农业转基因的一个重大立项，15年中央财政投入是120亿，就这点钱大家还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还有，我们的企业都很小，不可能拿出更多钱来搞研发，而且它的投入都要10年、20年后见效。整体的研发投入少、周期长，让我们去跟孟山都、杜邦先锋去竞争，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万建民直言道。

对此，张铭堂也颇有同感。他建议，“国家应选几家有希望的、年轻、有潜力的公司，帮助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体系，做大做强，成为中国领军的企业，这样才能和孟山都这样大的公司抗衡。”

“我们应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育种体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但是路走的对的话，可以追得比较快。唯有这样，我们在将来才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我们永远都在它的后面。”张铭堂表示。

（本刊记者李小晓及实习生李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需要转基因吗？

一面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不断扩大，一面是跨国巨头已垄断国际转基因育种市场，面对转基因技术，中国怎么办？抗拒？开放？还是自主研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汪孝宗I北京报道

“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针对近期出现的“中国三大主粮作物全部转基因”传言，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在2月16日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仅过了一周，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于2月22日发布数字：2010年全球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1.48亿公顷，种植面积同比增加10％。从1996年至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86倍，累计已经超过10亿公顷。

中国特立独行了？

转基因“安全”吗？

世界上第一个出现在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是一种保鲜番茄。

这项研究成果本是在英国研究成功的，但英国人没敢将其商业化，美国人便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实上，食品转基因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激烈的安全争论。

自1998年起，陆续发生了“英国普斯塔事件”、“美洲斑蝶死亡”、“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欧洲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中国抗虫棉破坏生态”等事件。而这些转基因技术的“丑闻”，最终被各国政府和权威研究机构一一否定。

例如1998年，英国科学家普斯塔个人在电视台（并不是通过学术论文或者通过权威机构）发布了他的实验结果，称用转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可以破坏免疫系统。英国皇家学会针对普斯塔的报告，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评估，最后的结论是，实验结果不能证明转基因土豆对大鼠有这样的一些危害。

这是第一个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事件，它引发了一场到现在仍未平息且愈演愈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之争。

争论的主角，是转基因的支持者美国与谨慎者日、欧。

“美国是对转基因技术态度最前卫、最开放的国家，全球大规模的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是从美国开始的。”李绍明表示，“实际上，美国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转基因技术创新和研发。”

据介绍，美国人吃的食品中，60％～70％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在内。包括玉米、水稻、马铃薯等美国人的主食中，均有转基因品种被美国政府批准种植和食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10年4月发表的最新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从农户视角对美国发展转基因作物14年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总体情况来看，与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环境收益和经济收益。

欧盟和日本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态度，更多地是出于其农产品进口国的实际情况，以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措施。事实上，欧盟及日本相关主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近10余年来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研究，均未发现与已产业化转基因食品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

国内多数专家认为，就转基因种子争论不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转基因粮食作物是否可安全食用；其二，转基因技术专利主要由跨国种业巨头掌握，他们可能靠转基因技术垄断别国种业市场。

美国垄断转基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

“石油、粮食和美元是美国统御全球的三大战略。实际上，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基本都是围绕这三大战略展开。因此，大力发展与粮食、种业有关的转基因技术，本身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种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指出。

李绍明介绍说：“在全球转基因育种的市场中，美国孟山都一家公司就占据85％的份额。美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上是全球领先的，这个领先比常规育种更大，是全球垄断。”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而且这些生物巨头已经通过专利技术和国际公约，攻陷了一些国家的粮食控制权。

目前，阿根廷国内种植的大豆99％以上都已经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阿根廷的农民不仅要为这些转基因大豆付出额外的费用，而且从此陷入了法律诉讼的泥沼。孟山都公司已经实际上垄断了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和大豆种子的销售，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生物技术还设有很高的门槛、不允许商业化，导致大部分欧洲生物育种公司都把总部迁往美国，反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李绍明对此不无担忧地表示。

李绍明坦陈：“这可能是不少国家在政策和立法方面上的一个尴尬选择：允许商业化的话，市场可能很快就被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占领；不允许商业化的话，差距会越来越大。”

妖魔化转基因食品“有商业推手”

既然引进转基因技术有“引进”跨国巨头的危险，中国能不能自主研发转基因技术呢？

“转基因就是把我们已知的、有用的、优良的、安全的基因，非常精确地去做一个转移，它的安全性完全能够得到保障。因为转基因食品有很多技术要求，比如说对一个植物要做转基因进去，首先它要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国内知名转基因研究专家罗云波解释说。

罗云波进一步解释道，“生物体就是基因构成的，杂交育种是一群群的基因在进行转移，就是乱选，有的甚至是随机组合来弄的，以期找到一个好的。如果用转基因的标准来评价它，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基因的漂移、交流是普遍存在的，如农作物的花粉风一吹就到处乱跑，它也是一种基因漂移。”

“有些人说‘未来我们为了保障食品安全，我们的食品里头不能有转基因’，是很愚蠢的。实际上，妖魔化转基因食品及其育种背后有商业推手，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商业目的。”罗云波强调。

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已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我国市场上出售的大豆色拉油，几乎全部都是用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生产的。

“我们国家一定要大力地发展转基因种子，大力地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产业。不然市场一旦放开，我们的种业就有可能会全军覆没，遭受灭顶之灾。”罗云波指出。

罗云波颇为“痛心疾首”地表示，“例如大豆是我们的原产，我们当初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开展大豆转基因种子研究。现在大量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卖到中国来，中国的大豆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了。”

“不搞转基因，就要落后挨打”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生物研究与产业化政策日趋积极，把发展生物技术作为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战略选择。2006年，我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2008年7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我国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09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从技术角度看，转基因和常规育种都是品种改良的技术手段，是一种相对精确和定向的现代分子育种技术，其本身不存在安全性问题；从产品应用的情况看，全世界至今未发现有安全性问题；从育种技术的发展看，已经逐渐由经验育种向精确定向育种的方向转变。”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万建民教授认为。

而在当前的国际技术格局下，“我们不搞转基因育种，肯定要落后、挨打。”万建民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也去研究转基因育种，使之成为我们的专利产品。”

何谓转基因

转基因，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他生物体培育出期望的生物制品，因其安全性在国际范围内未确定，尚有争议。